媒体人变身刑辩律师，从三起案件中体会行业真相

2025年，是我从媒体人转变为律师的第三年，在这一年，我明确了未来的职业方向，那便是刑事辩护。老实讲，此刻并非是从事律师，或者是从事刑辩律师的良好时机，然而正是在这种逆势情形之下，我才切实看清了这个职业的本来面貌。

个体户式生存

绝大多部分律师实际上是那种“个体户”形式，关于营销、运营直至交付，整个流程在大部分情形下都是由一人去承担的。我所在的那家律所处于北京朝阳区，在这个有着200多人的规模较大的律所里，超过七成的律师都是这样的模式，既没有助理也不存在团队，自身就是全部的生产力。

所以倘若你身旁有友人打算去做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别赶忙去恭喜他，要去问一下他是否碰到了啥难事，怎会这般想不开。我去年参加同学集会，当说自己是刑辩律师时，十个同学当中有八个浮现出了同情神情，余下两个在探问我是不是得罪了原先单位。

从文字到人的距离

之前于媒体，观各类新闻里的普通人物，亦能体会到社会情绪的起伏与个人命运的波折，然而这终究是有着编辑之手予以重构后的人生。我于南方周末工作之际，一篇深度报道自采访至见报需两个月，中间历经三轮修改，最终展现的已然是经过过滤的故事。

而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所接触的每一个案子，关联的皆是具体个人的命运，这与透过文字所感受到的温度，有着极大差异。2025年3月，我头一回走进海淀看守所去会见当事人，隔着玻璃瞧见对方眼中的血丝以及手上的淤青，就在那一刻，我才真切明白，文字根本无法传递这般真实的存在感。

放下对确定性的执念

若从事律师工作，首先需要放下的是充斥在人性之中的、对于确定性的那种执念。我往昔于金融行业里结识的朋友老是爱询问，这次的案子其胜诉概率究竟有多大，我每一回都给予回答说不清楚，他们觉得我是在推辞敷衍，实则我那时真的是不清楚。

民商事案件，首先得分析确定其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所需的证据以及请求权基础均不相同。去年处理的一起私募合同纠纷，光是梳理双方往来的37封邮件，那可花了不少时间，再加上梳理14份补充协议，总共花了我整整两周时间。这起纠纷里，法律关系从居间合同变换成服务合同，之后又变成借款合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变了三次。

从从事金融行业的友人那里知悉，像这样类似的跳单争议在该行业范围之内是极为常见的，中介一方为了维系行业内部的关联关系，好多都选择了忍耐。然而我的当事人是一家规模较小的中介公司，在二零二四年一整年的营业收入仅仅才八十万，这一笔一百五十万的佣金对于他而言就如同命根子一般，所以不得不去较真。

通常情况下合同出现纠纷，除去约定不清晰外，大多是双方在合同履行方面持有不同看法。一方觉得已依合同履行完毕，另一方却觉得并未履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在2024年我所经手的12个合同纠纷案件里占到了10个。

正是由于所牵涉的事情数量众多，哪怕案子的法律关系呈现出简单的状态，然而还是衍生出诸多复杂的问题，像合同续期、投资人身份、服务延续以及服务内容等，每一个问题都得去寻觅证据、查找法规，并加以分析、展开论证，光是证据目录我就修改了8版。

投身于这个案子的办理工作时，不但并非仅仅经由法律专业的角度来开展，而且特意寻觅了私募行业的友人去咨询探寻行业内部的多种做法。向三位曾于嘉实基金以及红杉资本当中有过工作经历的前同事进行了询问，从而确认了“管理人尽调”这一环节于行业范围之内的通行标准，直至此刻才具备了在法庭之上把论证前提予以呈现展示出来的底气。

直至开庭以前，持续去模拟对手所侧重的进攻点，尽力让每一回的回应都能够有相应依据可查，有相关法律可依。我跟助理于律所会议室进行了四次模拟，每一回皆是在下午两点起始，一直争吵到晚上七八点，就连隔壁团队的律师都跑过来围观。

按个人看法来讲，这般的说理实质上动摇了整个中介行业予以存在所依照的基础。然而作为最终裁决所形成的结果，除去接受之外便唯有接受这一途径了，法官最终采纳了对方所秉持的观点，判决书撰写得以严密周全毫无破绽，我阅读了三遍竟然都没能找寻到能够上诉的要点所在。

生活中世事诡异多变，无论有着这样一位律师，其准备的程度究竟怎样充足，都极有可能在自身根本未曾料想到的地方遭遇失败。就在那个日子里，结束了班程之后，我于律所楼下的711购置了一瓶啤酒，而后坐在街边一直喝到了深夜，内心深处琢磨不透为何证据的链条已然那般完备却仍旧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人之本性终归是要去追寻某种带有确定意味的东西，尤其是那些遭遇纠纷的当事人，就算律师表明不会对结果作出承诺，可还是期望律师能够给出一个具备可能性的数字。去年存在这样一位当事人，在签订合约之前，拿着我的履历瞧了长达半小时之久，坚决要求我去预估胜诉的几率 ，我最终被逼迫到毫无办法可想的境地 ，把“全力以赴”这四个字反复讲了五遍。

通常期间，我仅仅是跟当事人去讲，任何具备可能性的数，均无意义，只有竭尽全力。此句话，我讲了不少于五十次，然而每次将其表达于口时，自身都觉着有一些苍白且乏力。

刑辩路上的无常

不过，当我步上刑事辩护的路途之际，于无常的范畴之外，又察觉到了现实的此种无奈。在2025年5月承接的首个刑案乃是帮信罪，案件中的当事人当时年仅24岁，研究生方才毕业，仅仅是由于将自己的银行卡借给学长使用了三天时间，此刻便面临着至少六个月的刑期。

帮信罪归属于故意犯罪范畴，于主观层面而言，必须要晓得自身是处于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予以协助的状态，然而这种明确知晓，并不苛求达到共同犯罪所具备的那种程度。我对于2024年北京市的判例展开了查阅，从中发觉，在178个帮信罪案件里面，有153个皆是借助“应当知道”这一标准来予以认定的。

为了对网络诈骗予以打击的缘故，民法当中常见的“应当知道”被引入到刑法里，进而由此使得主观明知得以认定的一道门槛被大幅度地降低了。涉及我的当事人的学长是从事诈骗活动的，然而当事人坚决声称自己仅仅是帮忙收取一下货款而已，在聊天记录里面确实不存在与诈骗相关的证据。

我所负责案件的当事人，乃是一位民企老板，其投资民宿产业之际，恰好遭遇疫情打击，导致现金流出现问题，故而寻求融资渠道。他于2023年经由中介结识了一个所谓的“资金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对方竟是从事跑分平台的，三个月内有着800多万的流水，可他一丝一毫的好处都未曾拿到，最终却沦为了帮信罪的嫌疑人句号。

会面之际，当事人坚称自身并无罪责，那不过是只为了获取贷款去刷流水罢了。当他隔着铁栅栏对我讲话之时，其手始终不停地颤抖着，他言道，张律师，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坏事呀，为何竟会落得这般田地呢。

在那一段时期之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共同颁布了全新的《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在进行阅卷以及会见相关事宜之后，结合着这部新的意见，我同样趋向于认为当事人不应被认定有罪。鉴于当事人在主观层面并不存在犯罪的意图，在客观层面，其帮助行为也并不显著。毕竟，当事人仅仅只是提供了账户，但其并未参与到转账的操作过程当中。

每当进行会见之际，当事人总会进行询问，询问其自身案件无罪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每一次都会讲，需看相关证据、看当事人态度、看法官的判定情况，然而他根本就不听从，只是一味索要一个数字，哪怕仅仅是一个百分比的数值也好。

只因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事人的心态一直处于波动状况，有时在会见之际他满怀信心，表示要跟检察院坚决对抗到底，有时却又神情沮丧，声称还是不认并作罢算了，早点出去还能够赶上孩子的生日。

那当事人的家属，也早就把无罪的期望给舍弃掉了，一心只盼着能够得到缓刑的判决，从而早日获取自由。他的妻子在电话里头同我讲，张律师，我们并不追求什么清白与否，只要人能够从里面出来就好了，哪怕只是判处一年的刑罚那也行。

法庭上，公诉人给出两年半量刑建议后，当事人心态彻底崩塌，他当场扭头看向我，眼神尽是绝望，那一刻我蓦地察觉自身特别无力，历经三个月准备的无罪辩护策略，于此瞬间全然失去意义。

并非是选择去等着一个如同虚幻渺茫、难以捉摸的无罪判定结果，而是主动承认罪责并且愿意接受相应处罚从而获取到一个确切不变的结果。在那次庭审结束休庭的时候，他朝着我说道，张律师，我真的不想再去冒险尝试了，两年半的刑期那就接受吧，起码这样我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究竟会在何时得以重获自由身。

实情而言，于当事人那里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最后那个阶段做出认罪认罚之举，是并非算得上是最佳的那种选择的。较之前而言更快的处在审查起诉这块时间段选定认罪认罚，所能够得到的量刑方面的优惠是更大一层的量，能够在基准刑的这个前提基础之上实现往下降少则百分之二十多则百分之三十的幅度，然而呢处在审判这个阶段进行认罪认罚，优惠能够达到的幅度常常仅仅只是百分之十。

在那结果不确定以及量刑确定的状况之中，当事人最终仍是选择了向现实低头，自由相较于清白更加重要，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无奈之处，有时候两者只能二者选其一，并且选了之后就无法回头。

我们没办法为他人做出抉择，也没办法致使别人拿自身的生活去赌一个不确定的将来，就算我们坚信他是清白的。那天我步出法院，于台阶上坐至半个小时，针对这个问题思索了许久。

我向来都觉得，随便哪一样无罪形态的呈现哪，可不是单单律师个人使劲奋力拼搏就能实现促成得着的，通常来讲，它是要当事人、家属、律师、检察官跟法官等等所有这些人一块儿共同全力才行的。我去年碰到接触到的那三个无罪的案例，全统统都是各方在某一个特定节点上达成了那种微妙的难以言说清楚的共识，少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绝对走不顺畅、行不通的。

涉黑案中的对抗

先前讲述的那两个结局欠佳的案件，或许已然致使大家对我的专业水准产生怀疑，而在2025年9月承接的那个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使我见识到刑事辩护的另外一个层面。

一个涉及黑恶的案件，当事人所面临的，并非仅仅是自由的丧失，同样还存在着财产的被没收。这点意味着当事人的前半生被完全地否定，不管是人格方面，还是事业方面，统统都要回归到零的状态，当我于看守所见到他之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的公司该如何妥善处理”。

这种类型的案件里面，当事人，尤其是针对身为黑社会界定标准下所称的“组织、领导者”，排除依靠律师采取抗辩策略努力获取本人应拥有的合法权益之外，能够说简直是几乎已经不存在别的什么可供选择的后路可走了。我的那个当事人遭受了多达七个层面罪名的指控，涉及案件的相关财产经过估算价值超出三个亿之多，一旦这些罪名最终确定成立，那么他的老婆以及孩子就连能够居住的地方都将不复存在。

这类案件通常牵扯范围极为广泛，律师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对抗态势也极为强烈。就在我处于调查取证阶段时，仅仅是申请调取证据这一件事，往办案单位跑了五次过程中，每次都遭遇诸般缘由被推诿闪避，最终借助检察院的监督才得以获取部分书面材料。

这种案子给予律师考验的并非仅仅局限于专业，还涵盖着勇气以及谋略，有一回开庭完毕之后，我在身处法院门口的情形下被几个身份不明之人拦住，他们询问我“是否跟黑社会是一伙的”，我那时内心生发出发怵之感，然而仍旧鼓起勇气说道“我仅仅是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件争论归入专业范畴，而非所谓 “体制的面子”，此刻，辩护所向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高墙，而在面对存有说服可能的最终裁判者，正是往昔涉黑案主审法官，于法庭曾主动问询我三个财产认定专业问题。

无畏的理由

现今，刑事辩护碰到的问题数量众多，存在一些陈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些新颖的问题。2025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所公开的数据表明，刑辩律师在执业进程中遭遇过不同程度阻碍的比例高达67%，相较于2020年，该比例上升了12个百分点。

常常能够见到一些律师发布文章去讲述其所碰到的各种各样法外抗拒力量，我微信之中存在几十个刑事辩护律师群组，差不多每一周都会有人于群组内发布各类情形，有的人遭遇当庭的训诫，有的人面临会见收到限制，甚至有的人就连查阅卷宗都存在重重阻碍。

辩护如今已不只是单单要求具备专业性、秉持负责态度，更是进一步要求拥有无畏的勇气，会针对某一些部门存在的某些不合法的做法，勇于提出自身的反对意见，去年我身处丰台法院时，便当场针对一份明显不合法的证据提出排除申请，当时法官虽未采纳，后续判决书里的确未再使用那份证据。

要是律师不去努力争取，承受后果的并非律师，而是当事人，这是我在执业首年就领悟到的道理，每当感觉艰难之时 ，我就忆起当事人隔着铁栏杆望向我的眼神，那个眼神可使人忘掉什么叫害怕。

参与刑事辩护这项工作，意味着深度踏入并干预他人的命运走向。在堆积如山参差不齐的卷宗内容里，绝非仅仅包含着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信息，而许许多多时候，其中还隐匿着当事人过往人生经历的种种线索。就好比那个因帮信罪被牵扯进来的研究生，打开他的案卷，你会发现，里面竟然还杂夹着陆陆续续研究生阶段撰写的论文，以及一张张记录着往昔荣耀时刻的获奖证书。

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命，同时也有着各种各样各不相同的生存方式。有的涉案人员曾经担任过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的涉案人员曾经是退役军人，有的涉案人员仅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外卖配送员，然而在卷宗档案当中，他们统统都只是犯罪嫌疑人。

我瞧着案卷，亦是瞧着人生，瞧着百态。往往提醒自身，处理案子要惯于无常，接纳无奈，秉持无畏，因唯有如此，方对得起那些将命运交付到我手上的人。

读完我那段转型历程，要是你身旁也存在正思索去当律师或者刑事辩护律师的友人，你会赠予他哪些建议呢？欢迎于评论区把你的想法予以分享，点个赞好使更多同行瞅见此文。